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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塞军律师:渤海溢油事件法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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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制网访谈直播间  阅读:
[主持人林燕]: 律师促进社会和谐、助推法治进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林燕。欢迎您关注由法制网与全国律协合办的——影响力·中国律师系列访谈。
   这个夏天以来,渤海溢油事故刺痛了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在社会大众和媒体的监督下,康菲公司从宣布“彻底封堵溢油源”,到“我们就是骗你们的”,再到媒体披露“至今溢油点仍不时有油花冒出”,康菲似乎在一次次挑战着中国人的耐受度。
5个多月过去了,这一中国史上最大的海上油田溢油事件至今仍未解决。人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事故的处理一拖再拖,让受害者的维权举步维艰?是法律不严,还是令不行、禁不止?
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将专访全国律协环境与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塞军律师,请他剖析溢油事故之责任,建言公益诉讼之立法。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下今天的嘉宾。  [15:25]

[主持人林燕]:周律师您好,欢迎来到法制网。  [15:25]

[嘉宾 周塞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塞军律师。  [15:25]

[主持人林燕]: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渤海溢油事件已经发生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还没进入实质性的诉讼阶段。据您所了解,目前这个生态索赔和这个赔偿的进展如何。那么导致它现在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主要障碍是什么呢?  [15:25]

[嘉宾 周塞军]:康菲溢油事故发生以后,我们看到国家海洋局在第一时间对康菲公司连续开了几个罚单。处罚以后康菲公司一再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封堵这个溢油。同时,鉴于这次溢油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就会和记忆犹新的去年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美国政府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奥巴马亲自去巡视漏油的现场所做的表态进行比较。
最新的情况是这样,国家海洋局委托北海分局已完成了招聘律师团进行诉讼的准备工作。据我们所知,几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入选并正在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律师团可能在做相关的证据收集工作以及海洋污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损害鉴定。  [15:26]

[嘉宾 周塞军]:同时因为这个案子在我们国家环境保护案中是个首次的案件,可能还有更多的诉讼技巧上的设计,比如被告人的选择。此外受害的渔民已经纷纷的开始提起诉讼了。据我所知不少律师已经参加了对渔民诉讼的法律咨询,开始组织团队为他们代理。但是至今为止,据我个人了解,法院还没有正式受理成功的个案,还没有一起成功的案例。有些渔民的组织,一些当地的渔民协会组织起来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没达到立案的标准,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立案。但是应当说这个事情还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  [15:26]

[主持人林燕]:就是说现在还在诉讼准备阶段。若诉讼了我们首先就要解决告谁的问题,就是谁是适格的被告。事发以来,中海油的责任认定问题一直有争议。有些观点认为,康菲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应就这个事故独立承担责任;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他们之间是一个合作关系。中海油它虽然不是自己的施工方,但存在监管的缺失也脱逃不了责任。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5:26]

[嘉宾 周塞军]:首先我们要知道中海油在这个渤海湾这个石油开发里它的这个地位和角色。中海油在渤海开采海上石油,它的法律依据实际上是国务院行政法规,也就是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这个条例里头有一条明确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的业务是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全面负责,中海油依法取得这个合作海区内的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客观的讲,以国家的行政法规来明确一家企业的专营权应该说这是很少见的。  [15:26]

[嘉宾 周塞军]: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开采石油,中海油有独立的完全的权利。那么开采石油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就是说应当通过定立石油合同,同外国企业合作开发海洋石油。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康菲公司作为美国的一家石油公司,它也是和中海油之间订立了这个石油开采合同,他才进来的。那么好了,康菲公司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对于它来说,它在开采石油时应当遵守我们国家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保护海洋的生态,防止开采过程中泄油污染海洋,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他应该独立的承担责任。
但是他这个开采的权利是和中海油通过合同建立的。中海油是权利的受益方,如果康菲公司不能承担责任,或者它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责任,那么中海油作为这个权利的受益者,同时它在有专营权的同时,它也负有保护这片海洋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中海油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里头中海油可以成为一个适格的被告。  [15:26]

[主持人林燕]:好的谢谢。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框架,有些人也提出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负责理赔的保险公司进行起诉,他们是否是适合的被告?  [15:26]

[嘉宾 周塞军]:是这样,客观的讲这种保险法律关系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但是加害人和保险公司签订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加害人通过交纳保险费用,当发生了加害行为,产生了这种损害后果的时候,保险公司来支付损害的赔偿金额。所以为了便于这个案件的最终处理和判决的执行,按照我们国家的司法习惯,把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也作为连带责任人列入被告也可以。  [15:27]

[主持人林燕]:就是说保险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列入被告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障碍?  [15:27]

[嘉宾 周塞军]:是这样。  [15:27]

[法制网]:下面将探讨有关的民事责任问题。  [15:28]

[主持人林燕]:您谈到了我们国家石油开采与别国相比有些不同。你觉得是否有必要反思完善我国现有的石油合作开发的模式?  [15:28]

[嘉宾 周塞军]:海洋石油的开发专业性非常强。客观的讲具备开发海洋石油的公司也是很少的。我们国家的近海石油开发中,中外合作这种模式还会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实际上在国外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模式。
这种模式本身我觉得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应该完善合作开发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发生了侵权行为时,如何最快的而且足额地赔偿损失很重要。比如说,要在合同里明确规定侵权赔偿方面的内容,以及对石油开发要求提供保险,而且规定保险的额度等等。这些制度方面的规定可能会对未来的合作开发有所帮助。  [15:28]

[主持人林燕]:如果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致害者可能在民事刑事方面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下面我们探讨下,有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责任。民事责任包括哪些方面?  [15:28]

[嘉宾 周塞军]:民事法律责任主要有三个,一是停止侵害,二是恢复原状,三是赔偿损失,这是民事侵权赔偿中最常见的法律责任,并不非海洋污染的特殊法律责任。法律依据主要是《侵权责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  [15:28]

[主持人林燕]:损害赔偿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渔民个人的损失外,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利益包括海洋生态环境方面的损害。  [15:28]

[嘉宾 周塞军]:海洋污染的损害赔偿,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每个方面里边包括哪几项,实际上在学术界和在司法界中都是有争议的。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
我们觉得如果要进行诉讼应该是三个方面。第一大块就是海洋生态方面的损失。这里包括第一、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比如说这块水域被污染了,被污染了以后这块水域原来为当地的经济所提供的这种功能全部都损失掉了。对吧?首先你要治污要恢复水体,同时还有那个水体带来的这种生物可能这个都涉及到。所以一个是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第二就是海洋沉积物,恢复的费用比如说油污,沉到海底它要长期的污染,所以你要对他进行清理这方面的损失。第三个就是潮滩生物环境恢复费用。比如说,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湾,有沙滩大家可以在这建立海水浴场,由于它污染以后,这个海水浴场也不能用了。你要恢复到它以前的这个状态,可能这个潮滩生物环境的恢复费用;还有浮游植物恢复的费用这个不用解释,还有海洋动物恢复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海洋环境容量恢复费用。比如说这块海洋,原来它的这个接受污染物的容量是有明确限制的,由于现在这个污染物的进入远远超过它的容量,这样带来的结果使它实际上已经没有这种自净的能力了,你要恢复它的自净能力,属于海洋容量的恢复费用。
第二大块主要就是渔民的养殖损失和海洋的捕捞损失。因为这个海洋周边的渔民主要靠海吃海。我们现在这个海洋的这个养殖业非常发达,尤其渤海湾沿岸。由于这个污染以后导致养殖产品损失了。同时海洋捕鱼也不能正常进行。此外还包括由于污染导致渔民的渔具的损失。比如说他养殖的围栏,捕鱼的网具的损失。
第三块就是生物治理研究费用和海洋监测评估费用。海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你要对他进行恢复性的治理,首先你要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发生了这个污染后怎么样让它会到原状,要进行科学研究这个费用是要承担的。再有就是为了确定损害的程度,损害的结果要对它进行长期监测,要对它的损失进行评估,那这些费用也是要赔偿的,主要是这三大块。  [15:29]

[主持人林燕]:您也说了对渔民来说,养殖是他们最基本生活来源,渤海溢油后很多渔民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照片,大量的海产养殖品死亡了。但在诉讼中渔民可能在举证方面存在困难,他们如果提起诉讼要承担什么举证责任?那么他们是否有必要要证明自己损害就是这个溢油事件单独造成的?  [15:29]

[嘉宾 周塞军]:渔民通过诉讼索赔,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原告举证的时候就会有你刚才所说的举证困难的问题。比如,首先它要向法院证明自己的损失,损失的程度,损失数量和价值,他要出具这方面的证据。第二他还要证明这个损失就是致害人造成的,也就是说要有证明证明损害与污染相关,在本案中就是康菲公司的溢油造成的,这些都是要渔民拿出符合条件的证据来。但客观的说这两点对于渔民来讲都是比较困难的。   [15:29]

[主持人林燕]:还有一个和诉讼密切相关的就是损失鉴定的问题。有一位来自乐亭的网友,他是渔民,他问:我要怎么取证?如何评估鉴定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呢?因为客观来说我们的法律知识还有科技只是都非常的欠缺,对我们来说取证是一个很困难的事,请帮帮我们。  [15:30]

[嘉宾 周塞军]:是这样。从目前说,海洋环境是国家海洋局管理。相关损失的鉴定可能都只能请国家海洋局下属的科研鉴定机构,因为这块业务过于专业,社会上很少有这么专业的机构,中介组织也很少有这种资质。对于渔民个人来讲他肯定是没有能力申请鉴定的。所以渔民个人是很弱势的,我觉得他们还是要依靠组织,因为受损害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所以应当依靠当地的渔民协会,当地的村委会,由他们组织起来,渔民统一的聘请相关的鉴定机构来进行。客观的讲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因为对这个鉴定机构的鉴定工作也需要有一个连续性,一个长期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你要打赢污染的赔偿官司这些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15:30]

[主持人林燕]:环境诉讼的归责原则是什么?这种特殊性的诉讼中受害人一般承担什么责任?  [15:30]

[嘉宾 周塞军]:现在按照法律规定环境污染的案件一般采取的是无过错的原则,只要有污染行为,造成了污染后果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不管他主观故意与否,这是国际惯例,我们国家也是这样。
举证责任是污染方举证,通常叫举证责任倒置,按照民事诉讼的原则来讲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环境污染的案件中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加害方来举证。
但即便是加害方来举证,我前面介绍了控告方也就是原告还是有责任。第一要证明造成了损失,损失有多大;第二个谁是加害人你还是要举证证明。而加害方就要证明自己没有加害。从这个证据责任的分摊上来讲的话,是加重了这个加害方的责任,但是实际上,对于原告来讲,即使举证责任倒置,他这个举证的责任的专业性也是非常强的,因为环境污染它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觉得既使是这样也是难度很大的。  [15:30]

[主持人林燕]:就像您说的加害方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那他们的损害赔偿是否要以是否在排污标准之内为前提?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排污的标准和范围。  [15:30]

[嘉宾 周塞军]:这个溢油事件肯定不属于排污标准的范围。我们通常所说排污标准是说根据水体的容量有一个排污量,交了排污费后,你可以在确定的额度内合法的排污。但是即便是合法的排污,如果造成损害结果也要承担责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就康菲这件事情来讲呢,它肯定不是一个排污的问题,由于它是自己的操作失当导致了溢油,所以他和排污标准还不是一回事情。  [15:31]

[主持人林燕]:对,前不久的事故调查结果也已经认定了是康菲操作失误造成的事故。      [15:31]

[嘉宾 周塞军]:是的,已经认定是由于康菲的过错造成的。  [15:31]

[法制网]:下面将谈谈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问题。  [15:31]

[主持人林燕]: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哪些部门能够代表国家向加害者行使生态索赔,是海洋部门,农业部门还是海事部门?  [15:31]

[嘉宾 周塞军]:按照我们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发生了这种损害赔偿,那么代表国家进行诉讼的就是国家海洋局,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国家海洋局已经责令北海分局,招募律师团并且搜集相关证据对污染进行鉴定准备进行赔偿。同样农业部的渔政管理部门,它可以代表渔业提出索赔。行政机关就主要是这两个部门。  [15:32]

[主持人林燕]:曾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海洋局将就这一事故发起一个上亿元的生态索赔,但是现在相关人员也证实了就是这次生态索赔的数额不可能像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生态损害赔偿标准还没有统一。那么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经验。您觉得这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呢?  [15:33]

[嘉宾 周塞军]:关于这个索赔的这个数额呀,实际上可能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法院认定的问题。因为这个索赔它究竟是多少,主要是根据索赔的项目,以及损失最终的鉴定结果计算出来的。我觉得大家认为是一个上亿元的赔偿,主要是对比墨西哥漏油事件而做出的判断。索赔核心问题是受害人能够提出损害的后果有多大,以及应当相应赔偿额度。
另外,我们国家司法实践没有这方面更多的案例可以借鉴和参考。
与这个这个案件最相似的是2002年,马尔他籍的塔斯曼海号油轮在渤海湾发生了碰撞导致原油泄漏,污染了海洋。当时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向污染方提出了索赔,索赔当时在天津海事法院进行的,应该说那个案子对以后相关的溢油污染案件都有参考价值。
但塔斯曼海号案件和这个案子毕竟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个人判断康菲石油污染案如果一旦进行诉讼,将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使得我们在海洋环境保护的很多制度方面的缺失都得以弥补,所以现在说最终能赔多少可能还为时过早。  [15:33]

[主持人林燕]:好,我们期待这个事情内妥善解决,使它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大家也看到了,溢油事故从爆发到现在它的清污、堵漏工作还没完成,生态修复资金也是严重的欠缺的。康菲公司之前宣布的要成立两个赔偿基金至今还是遥遥无期。有网友质问了,康菲公司为什么能对我们如此漠视呢,还有这个《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已经十年了,其中涉及的要建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条款,至今也没有启动过,原因何在?  [15:33]

[嘉宾 周塞军]:实际上个案可以推动司法进步。我们国家虽然海洋环境保护法已经颁布十年了,但是相关的案件很少发生,所以实际上在这缺少很多的数据、细节的办法,也缺少实践经验,制度的建设存在很多缺失和不足。
鉴于塔斯曼海号邮轮污染事件,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制定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该《导则》就海洋溢油损害的范围、评估的方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我国目前评估海洋溢油损害的最权威标准。客观讲,重大海洋石油污染实际上也是从塔斯曼海号案件开始出现的,因此相关的标准制定工作还需要一定是时间和技术数据的支持,目前国家海洋局也非常重要这些工作。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基金应当是国务院批准设立,至今我国的海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尚未建立。如果建立这一基金,海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受益者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基金的资金来源首先应当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支出一定数额;其次由沿海地方政府从财政中海洋收益的收入支付一定比例;  [15:34]

[嘉宾 周塞军]: 第三由开发、用海、排污单位,通过缴纳海洋开发费用、使用费用、排污费,进入赔偿基金;第四、造成海洋生态破坏,导致损害的加害公司和个人,通过被责令赔偿损失或司法判决等方式获得的资金进入基金。假如康菲公司要成立赔偿基金,应当是上述基金的第四个来源。上述四个方面,构成赔偿基金的全部来源。当然也可以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我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国外学习,比如说,加入一些国际的条约,甚至把国外这方面的成熟制度进行法律移植,使制度方面齐备,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能会很迅速应对,而且大家都很明白我们该怎么做。
对于康菲公司作为外国石油公司,他可能也在看,我们国家通过这个诉讼最后需要他赔多少钱,当有了法律的判决,那个时候他只能选择接受和执行。我觉得这个案子既是要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要维护渔民生存的权益,同时还要通过判决完善我们过程海洋环境保护方方面面制度的建设。  [15:34]

[嘉宾 周塞军]: 第三由开发、用海、排污单位,通过缴纳海洋开发费用、使用费用、排污费,进入赔偿基金;第四、造成海洋生态破坏,导致损害的加害公司和个人,通过被责令赔偿损失或司法判决等方式获得的资金进入基金。假如康菲公司要成立赔偿基金,应当是上述基金的第四个来源。上述四个方面,构成赔偿基金的全部来源。当然也可以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我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国外学习,比如说,加入一些国际的条约,甚至把国外这方面的成熟制度进行法律移植,使制度方面齐备,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能会很迅速应对,而且大家都很明白我们该怎么做。
对于康菲公司作为外国石油公司,他可能也在看,我们国家通过这个诉讼最后需要他赔多少钱,当有了法律的判决,那个时候他只能选择接受和执行。我觉得这个案子既是要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要维护渔民生存的权益,同时还要通过判决完善我们过程海洋环境保护方方面面制度的建设。  [15:34]

[主持人林燕]:据了解,康菲在中国投保的比例比较低有可能影响最后的赔偿数额?这是为什么?如何完善相关的强制保险?  [15:34]

[主持人林燕]:据了解,康菲在中国投保的比例比较低有可能影响最后的赔偿数额?这是为什么?如何完善相关的强制保险?  [15:35]

[嘉宾 周塞军]:它投保的比例具体多少我不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赔偿额度依据是它造成多大的损失,而不是说因为他投了多保才决定他赔偿多少。当然他有保险公司赔偿这一部分可能对于赔偿的及时执行是有好处的。如果它的投保额度不足,那么不足部分应当由它自己或连带责任方来承担。
    从这一点看,推进和完善保险非常重要,实际在订立石油合同时,把保险合同作为审查是否批准合同的条件,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建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加上这方面的内容。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设立强制保险是有严格限制的,只有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才可以设定强制保险。目前实践中强制保险的只有法律设定的交强险,以及国务院批准的核安全责任险。中海油作为行使国家海洋石油的专营权的公司,它为维护海洋环境保护的责任,要求外国公司申请订立石油合同时,把符合要求的保险合同作为合同附件,是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的。  [15:35]

[主持人林燕]:刚才你提到了引进国外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海洋管理方面的一些制度和理念。具体来说你给大家介绍一些,哪些方面我们值得借鉴的?  [15:35]

[嘉宾 周塞军]:关于海洋污染的国际上有很多的相关的国际条约,还有出现这些问题处理的一些惯例,至于学习国外经验,尤其是资金方面:如通过立法确定损害赔偿基金,在这一点可以学习美国,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定了《超级基金法》,通过联邦政府注资和有关企业缴纳税费的方式,成立基金,这种办法对美国修复联邦土地的生态破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欧美日等国,保险公司通过各种商业模式为企业提供多种多样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此举为企业分担了污染的赔偿责任。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严格的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没有这个前提,上述制度将都不可能发挥作用。
    [15:35]

[主持人林燕]:墨西哥湾的溢油事件中,美国政府追究了英国BP公司的刑事责任,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威慑手段。那么渤海溢油事件侵害方是否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5:35]

[嘉宾 周塞军]:我们国家刑法实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前不久刑法修正案八将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或者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危害,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个人认为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罪,实际上是降低的入刑的门槛。但在我看来,这个修改对本案实际上没有影响,因为从报导的情况看,这次污染的后果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否入刑,还需要对犯罪构成要件做出具体认定,在本案中,需要国家海洋局与公安机关对其污染的行为和后果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认定,根据认定的结果决定是否移交公诉机关。  [15:35]

[嘉宾 周塞军]:应该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后很多新的罪名都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危险驾驶罪,已经有好几个醉驾者因此去坐牢了,但严重污染环境罪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判例。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是需要通过刑事司法来加以推动的,污染环境罪应该尽快有几个典型的判例,让大家明白什么行为构成此罪,通过刑法的威慑力来强化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企业的守法意识。  [15:35]

[主持人林燕]: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海洋污染的特殊性,应该单独设立一个海洋污染罪,独立于其他的环境污染罪来加大对海洋污染的处罚,您觉得有必要吗?  [15:36]

[嘉宾 周塞军]:从加强对海洋的保护来讲,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但海洋污染的情况很复杂,原因也很复杂,在犯罪主客观各方面都不太好认定。即时单设罪名,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条款最后变成束之高阁的条款,没法适用的情况。  [15:36]

[嘉宾 周塞军]:从加强对海洋的保护来讲,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但海洋污染的情况很复杂,原因也很复杂,在犯罪主客观各方面都不太好认定。即时单设罪名,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条款最后变成束之高阁的条款,没法适用的情况。  [15:36]

[主持人林燕]:有可能最后备而不用?  [15:36]

[嘉宾 周塞军]:对。  [15:39]

[主持人林燕]:刑罚是惩罚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处罚是否有待改进之处?  [15:41]

[嘉宾 周塞军]:对环境犯罪适用刑法惩罚,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刑法在环境污染这一方面有专门的规定,但在实践中适用的比较少,尽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还是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比如四川沱江污染,最后追究了几个人的刑事责任。还有前不久福建省的紫金矿业污染案件也追究了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15:41]

[主持人林燕]:渤海溢油事件现在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行政处罚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手段。但是国家海洋局目前仅给康菲一个“严厉批评”和“责令限期改正”这样的处罚。很多网友都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轻了,那么依据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相关的规定,您认为这个处罚是否合适,康菲还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行政处罚呢?  [15:41]

[嘉宾 周塞军]:国家海洋局所行使的这种行政处罚,是依据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相关的行政法规进行的。行政执法机关如何处罚必须依法进行,而不是说它想处罚多少就处罚多少、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网友认为处罚过轻,这不是执行机关的执法问题,更多的是立法的问题,也就是行政处罚法中相关规定应该怎么完善的问题。  [15:41]

[主持人林燕]:之前国家海洋局也说了,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说,康菲将来可能面临最高上限也就是20万的处罚。很多网友就不理解了,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英国BP公司被罚的可能就要破产了,我们国家最高上限也就才罚20万,这也太少了吧?  [15:41]

[嘉宾 周塞军]:实际上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的英国BP公司快被罚破产了,这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了作用。英国BP公司知道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严厉,所以它拿出200亿元作为接受处罚的准备金。美国政府对它采取行政处罚将以十亿计,而政府提出的民事赔偿还要等待司法判决,此外公民还会提起侵权诉讼,追究其赔偿责任。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这方面还远远的滞后,因此处罚力度让大家很不爽。  [15:41]

[嘉宾 周塞军]:实际上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的英国BP公司快被罚破产了,这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了作用。英国BP公司知道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严厉,所以它拿出200亿元作为接受处罚的准备金。美国政府对它采取行政处罚将以十亿计,而政府提出的民事赔偿还要等待司法判决,此外公民还会提起侵权诉讼,追究其赔偿责任。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这方面还远远的滞后,因此处罚力度让大家很不爽。  [15:41]

[嘉宾 周塞军]:实际上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的英国BP公司快被罚破产了,这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了作用。英国BP公司知道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严厉,所以它拿出200亿元作为接受处罚的准备金。美国政府对它采取行政处罚将以十亿计,而政府提出的民事赔偿还要等待司法判决,此外公民还会提起侵权诉讼,追究其赔偿责任。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这方面还远远的滞后,因此处罚力度让大家很不爽。  [15:41]

[主持人林燕]:就行政处罚来说,这20万的上限是一次漏油处罚20万,还是这么多次漏油累计只能处罚20万?  [15:43]

[主持人林燕]:从现在的法律规定看,20万也许不是最终处罚,但最终处罚也不会超过 30万元。我国的处罚方式依旧是法律规定的限额,该限额这个数额往往落后于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家就感觉数额较低。
美国EPA(联邦环保署)依照联邦环保法处罚规定,在处罚时除了要按违法行为的时间(以每一天累计)处罚外,还要考虑违法行为人对违法行为的主观认识、既往违法的记录、违法的获益状况进行综合考虑来计算罚款数额,并且每个要素均有相应的计算标准,所以最终的罚款数额是明确的,也是巨额的。  [15:43]

[嘉宾 周塞军]:我国在1999年制定《海洋环保法》时,对处罚额度限定为不超过违法所得的30%,且总额不超过30万,这与当时过多考虑从事行业海洋生产、经营的国有企业现状有关,而现在从事海洋生产经营活动主体的复杂程度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2008年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行政处罚时,也参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但也有很大的突破,比如罚款虽然还是非法所得30%,但不再封顶。所以在紫金矿业污染案件中,根据违法所得,发出了近1000万的罚单。
假如《海洋环保法》也像《水污染防治法》那样没有封顶的话,那么行政处罚就不是二三十万的问题,可以是几个亿,甚至是几十个亿的问题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是非常必要的。  [15:43]

[嘉宾 周塞军]:我国在1999年制定《海洋环保法》时,对处罚额度限定为不超过违法所得的30%,且总额不超过30万,这与当时过多考虑从事行业海洋生产、经营的国有企业现状有关,而现在从事海洋生产经营活动主体的复杂程度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2008年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行政处罚时,也参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但也有很大的突破,比如罚款虽然还是非法所得30%,但不再封顶。所以在紫金矿业污染案件中,根据违法所得,发出了近1000万的罚单。
假如《海洋环保法》也像《水污染防治法》那样没有封顶的话,那么行政处罚就不是二三十万的问题,可以是几个亿,甚至是几十个亿的问题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是非常必要的。  [15:43]

[主持人林燕]:您刚才谈到了这个问题不是执法的问题是立法的问题。在立法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完善行政处罚法,来克服这环境污染中普遍存在的违法成本比较低,但是守法成本实比较高的非正常现象?  [15:44]

[嘉宾 周塞军]: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太快,可以说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发展。行政处法的很多规定早已被经济发展的速度所抛到了后面。可能当初设定这30万上限的时候可能是很高的,但是这几年经济的发展,这30万已经变的太低了。但因为行政处罚它涉及到行政机关的执法权问题,所以一般是慎之又慎,修改的速度比较慢。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案子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个处罚的额度太低了,应该上调。  [15:44]

[主持人林燕]:我们看到目前行政机关的监管并没有使事件得到改善,油还在不断往外漏。有网友就问,为什么行政机关不采取其他的行政替代措施,比如说行政代执行制度,先由主管部门指定有能力处理的单位代为治理污染,代为治理所需的全部费用由违法者承担。这种方法可行吗?  [15:45]

[嘉宾 周塞军]:网友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海洋石油开的技术性是非常强,不是说行政手段就能够制止的,我想如果说行政手段就能制止可能早就做了。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技术问题,专业问题。客观的讲包括中海油、康菲公司究竟做了什么努力的防止这个污染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并是不太了解。但是我想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在行政机关的制裁之下它还是会采取很多手段的,但就是至今效果不明显。这可能有他们的意识上的问题,也有技术手段上的问题。
即将在明年1月1日实施的《行政强制法》中,对于不履行行政机关的决定的,可以作出强制由其他单位替代措施的规定,但康菲污染事件发生在该法实施前,再说是否有其他单位可以替代治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15:45]

[主持人林燕]:也有人说是否我们国家有必要借鉴《水污染环境法》的经验,设立治安拘留处罚来加大对严重的污染海洋事故行为的处罚力度?  [15:45]

[嘉宾 周塞军]: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法律修改的比较好的一些建议,这个可能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再来考虑。我想通过这个案子《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未来的修改和完善,可能就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15:45]

[主持人林燕]:也有渔民提出,这次事件当中由于政府没有及时的披露一些相关的信息让渔民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导致损害的扩大。渔民是否能以行政不作为要求国家行政赔偿?  [15:45]

[嘉宾 周塞军]:综合媒体的报道看,行政机关较早知道康菲的溢油的情况,国家海洋局已经在当时已经数次责令其尽快封堵漏油点,要求中海油督促溢油事件的解决,发出的行政处罚通知书,对事发海域进行监督和检测。但溢油事件本身也是在逐步变化和加重的,而媒体也报导康菲的说辞和保证也一再改变,因此溢油本身是否会发展到污染海洋、污染范围有多大也是逐步发展的,是否达到披露条件,何时披露应当是有程序要求的,事件应当全面分析,不应当简单的推定。  [15:46]

[主持人林燕]:诉讼可能是解决这一事件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们也知道,诉讼其实是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成本的。那么,除了诉讼模式之外,是否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性解决的机制,比如说和解,或者是行政调解?  [15:46]

[主持人林燕]:诉讼可能是解决这一事件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们也知道,诉讼其实是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成本的。那么,除了诉讼模式之外,是否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性解决的机制,比如说和解,或者是行政调解?  [15:46]

[嘉宾 周塞军]:调解是中国的司法的一个特色。但是就在这个本案中,我觉得这种调解可能性不是很大,估计康菲也不会接受。原因很简单,像海洋石油开采的外国石油公司,它都会上保险,发生危害时由保险公司买单。但保险公司买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和后果,最后赔偿的额度多大,都是要通过司法判决来确认才行。如果司法判决没有确认,那么就等于康菲公司自己决定赔偿范围,保险公司就很难买单了。大家可能知道交通事故有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交通事故的赔偿你达成和解的话,可能保险公司就会拒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案子,要采取和解的方式除非康菲公司自己全额支付,否则难度是很大的。退一步讲,即使调解,中外代表哪一部分调解,是国家追究部分吗?那么渔民的损失,仍然可以诉讼。  [15:47]

[主持人林燕]:康菲溢油事件也让社会更多的关注这么一个概念,那就是公益诉讼,有不少法律人士主张通过公益诉讼来实现的环境污染的生态索赔。之前我们也看到,北京律师贾方义已经提出了索赔,要求致害方设立一个100亿元的赔偿金进行生态赔偿。
前不久刚刚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对公益诉讼进行了明确。现在在渤海溢油事件相关的机关还没有履行法律职能的情况下,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NGO环保组织,他们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15:47]

[嘉宾 周塞军]:公益诉讼是新的制度。现在全国人大正在修改民诉法,公益诉讼也作为修改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公益诉讼它有它非常好的优点,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组织和个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对违反国家法律,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这种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益诉讼能够发挥这种专业组织的这种作用。比如一个渔民面对了损害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去索赔他即使愿意索赔,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实现起诉所达到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些环保组织,来代表他进行这种诉讼环保组织把当地的这个受害的渔民都组织起来。然后了解了这些以后,以公益机构的名义来进行诉讼可能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是有好处的,而且他对推进这种环境保护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5:47]

[主持人林燕]:那么我们之前也看到了您说的这个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它是把这个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限定了有关的团体和机关。那么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赋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益诉讼将主要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15:47]

[主持人林燕]:公益诉讼可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诉讼的范围和这个主体的资格。对于公益诉讼,我个人考虑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尤其是诉讼制度的许多特殊规定,这个范围太大。不是说在民诉法里头一句话就能解决的。至于主体资格呢,大家会对这个问题争议会很大,什么组织,个人能不能提出?应该说我们国家这个法律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允许相关的组织来进行,那么公民个人能不能进行,实际上这些都是有待于探讨。如果我们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就应该放开主体资格允许公民个人提起,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最终还有待于相关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司法实践的证明。
 公益诉讼的范围至少应当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环境污染,一个是食品安全,这两个问题已经是人神共愤了。所以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最可能成为公益诉讼的范围。  [15:47]

[主持人林燕]:公益诉讼和一般的侵权诉讼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一般的侵权之诉只能由与案件无关的机构和个人来提起。但很多时候个人的私利和公益是分不开的。就拿这个渤海溢油事件来说,渔民他可能受到了一些个人的包括海产养殖方面的损失,但是这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他长期没法从事这个渔业。那么他索赔的时候能不能把自己这个私利和公益结合起来?就是说我不仅仅提出的自己个人的损失,还对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提起损害赔偿?  [15:48]

[嘉宾 周塞军]:简单讲一般的侵权诉讼是指直接受害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出诉讼;而公益诉讼是指非直接受害的组织和个人,针对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提起诉讼。这些起诉人与侵权结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样才是公益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原告证明必须你是直接受害人你才能够提起一般的侵权之诉诉讼,那么公益诉讼就要求只要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就可以提起。     [15:48]

[主持人林燕]:那就是说跟这个渤海溢油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可以提出公益诉讼,因为它损害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  [15:48]

[嘉宾 周塞军]:对,可以这样理解。  [15:48]

[主持人林燕]: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刚刚才建立,还有很多要完善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非政府组织,它可以代表受害者去起诉,但它又不是直接的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提起诉讼赔偿款应该给谁?  [15:48]

[主持人林燕]: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刚刚才建立,还有很多要完善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非政府组织,它可以代表受害者去起诉,但它又不是直接的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提起诉讼赔偿款应该给谁?  [15:48]

[嘉宾 周塞军]:事实上公益诉讼还在论证阶段,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实际上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以进行公益诉讼,但你能不能打赢官司,就是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说的如果我们打赢了得到了一笔钱这个钱给谁?我想应当明确规定我们这笔钱如何给受害人,比如说当地的渔民;还有用来恢复海洋生态,比如说用来滩涂治理;还有其他的作用等;也有可能规定这笔钱我们要用来建一个基金对这个海洋的长期的恢复发挥作用。   [15:49]

[主持人林燕]:公益诉讼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诉讼,与一般的普通诉讼有不同之处,公益诉讼举证方面应该如何规范和完善?  [15:49]

[主持人林燕]:公益诉讼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诉讼,与一般的普通诉讼有不同之处,公益诉讼举证方面应该如何规范和完善?  [15:49]

[嘉宾 周塞军]:按照民事诉讼法,我们诉讼证据标准是一种严格标准,或者叫做排除合理怀疑。就是证据必须要有关联性,还要有排他性。我记得几年前有个案子对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公民买了一辆小汽车。后来得了癌症死了,她的爱人认为原因是这个车里头的苯超标,苯超标导致她患上癌症死了之后,告这家汽车公司,但是他输了官司,为什么输呢?就是证据没有排除合理怀疑。检测了这个车确实是苯超标,苯可以致人癌症而最后导致人死亡。但是它不具有排它性。就是说苯超标固然能够导致他患癌症,但是这个人癌症是不是就必然是这个苯超标造成的?会不会是其他原因导致的,那么你不能够排它的证明这个车里头苯超标是他致他癌症的唯一的原因,所以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就无法判赔。
实际上,在环境案件的证明标准中,大量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很多环境案件在司法诉讼中最后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证据的排它性。因为我们知道污染发生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结果,这个污染只是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唯一的原因。因此,未来这个公益诉讼,怎么设定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原则还是什么?可能这个都需要进行完善。如果证据的证明标准不做改革,即使有了公益诉讼可能我们这些环境案件还是胜诉不了,实现不了它的目的。  [15:49]

[主持人林燕]:公益诉讼其他的问题,包括公益诉讼诉费用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提起公益诉讼一般都是自掏腰包,将来立法方面是不是应有所改进?  [15:56]

[嘉宾 周塞军]: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公益诉讼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提起公益诉讼,既然是做公益,诉前承担诉讼费是不合适的,可以考虑诉讼费在胜诉判决以后再扣,或者是缓交或者是采取别的变通的办法。     [15:56]

[主持人林燕]:那您觉得将来公益诉讼到底由谁来出这个钱比较合理?  [15:57]

[嘉宾 周塞军]:应该最后由加害方来承担。  [15:57]

[主持人林燕]:好的,公益诉讼还是有很多问题来完善的,包括举证问题、证明标准、代理人制度、还有收益分配的问题。  [15:57]

[嘉宾 周塞军]:对,这些制度都要修改。  [15:57]

[嘉宾 周塞军]:对,这些制度都要修改。  [15:57]

[主持人林燕]:公益诉讼需要我们关注环保和公益的人士来共同实现。您所在的全国律协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在这些年也做了不少相关的环保工作。
全国律协专委会成立的初衷是什么?这些年在哪些方面开展了相关的工作?  [15:57]

[嘉宾 周塞军]:全国律协的环资委是2001年10月份成立的。当时成立这个全国律协环资委是有一批律师发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环境法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法律,它涉及面也很广,而且它和其他的法律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2001年下半年,由北京大学的汪劲教授,还有孙军豹律师,还有我,我们三个人申请在全国律协成立一个环境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并得到了全国律协的支持。
应该说环资委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委员很少,只有20个人左右,但是我们的律师都非常关注环境问题。我们成立10年来,前前后后培训了在全国各地很多环境方面的律师,同时很多的律师也加入到了我们环资委。目前我们环资委已经有107名委员,遍及全国27个省。  [15:57]

[嘉宾 周塞军]:全国律协的环资委是2001年10月份成立的。当时成立这个全国律协环资委是有一批律师发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环境法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法律,它涉及面也很广,而且它和其他的法律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2001年下半年,由北京大学的汪劲教授,还有孙军豹律师,还有我,我们三个人申请在全国律协成立一个环境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并得到了全国律协的支持。
应该说环资委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委员很少,只有20个人左右,但是我们的律师都非常关注环境问题。我们成立10年来,前前后后培训了在全国各地很多环境方面的律师,同时很多的律师也加入到了我们环资委。目前我们环资委已经有107名委员,遍及全国27个省。  [15:57]

[主持人林燕]:您刚刚也介绍到了环境法的技术性比较强。那您认为从事环境纠纷案件律师一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  [15:58]

[嘉宾 周塞军]:掌握法律知识和技能是每一个律师必备的,但环境律师还必须熟悉环保法,会运用环保法。而环保法不仅仅是法律,还包括大量专业技术能力和知识,而且范围极广,大气、土壤、水、噪声等若干个门类。我记得我们这个环资委刚刚成立以后,其实大家对这个环境法律服务更多的是一种热心而不是一种能力。全国律协的很多专委会成立的时候要求加入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要有这方面的业绩,要有超人的业绩才能加入这个委员会,但是对环资委来讲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一颗热心,就是愿意做公益,愿意为保护环境付出努力。
考虑到环境保护它毕竟专业性非常强,所以成立的前五年我们一直进行能力建设,就是对全体委员进行环境法律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当时我们也请了国家环保总局、全国人大环资委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环境法方面的老师对我们这些委员进行了前后五年的培训。同时还和国外的一些环保组织进行了合作,大量的了解和学习国外的环保法律方面的知识。通过这几年这些环资委的这些委员逐步的具备的这种能力和意识。之后我们这些委员陆陆续续在各地参加了很多环境保护案件的代理工作。  [15:58]

[主持人林燕]:经过培训以后我们的环境保护律师的队伍不断壮大。在中国,环境律师在环境保护的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哪些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  [15:58]

[嘉宾 周塞军]:环资委成立以后,在这几个方面环境律师做了很大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参与国家的立法。环资委成立以后,全国人大环资委在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制订的时候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提的不少意见都为他们所接受。
同时我们在推动环保行政执法和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2007年,我们专委会当时和广西省法制办,桂林市法制办进行合作,为广西省政府制定漓江保护条例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发条的起草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和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律师协会,在漓江还开了一次很大的研讨会。那次会议之后,我们在漓江阳朔的游船码头还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了漓江保护宣言,落款为全国律师协会。
我们还开展了很多的国际方面的交流。去年我们环资委派了7名律师参加了美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法的年会,而且在那做了一个中国环境保护的专题,和美国律师做了一个很好的交流。  [15:58]

[主持人林燕]:应该说,中国律师参与环境诉讼越来越多了,但是律师参与环境诉讼还面临着不少的障碍和困难,主要面临那些困难?  [15:58]

[嘉宾 周塞军]:掌握法律知识和技能是每一个律师必备的,但环境律师还必须熟悉环保法,会运用环保法。而环保法不仅仅是法律,还包括大量专业技术能力和知识,而且范围极广,大气、土壤、水、噪声等若干个门类。我记得我们这个环资委刚刚成立以后,其实大家对这个环境法律服务更多的是一种热心而不是一种能力。全国律协的很多专委会成立的时候要求加入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要有这方面的业绩,要有超人的业绩才能加入这个委员会,但是对环资委来讲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一颗热心,就是愿意做公益,愿意为保护环境付出努力。
考虑到环境保护它毕竟专业性非常强,所以成立的前五年我们一直进行能力建设,就是对全体委员进行环境法律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当时我们也请了国家环保总局、全国人大环资委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环境法方面的老师对我们这些委员进行了前后五年的培训。同时还和国外的一些环保组织进行了合作,大量的了解和学习国外的环保法律方面的知识。通过这几年这些环资委的这些委员逐步的具备的这种能力和意识。之后我们这些委员陆陆续续在各地参加了很多环境保护案件的代理工作。  [15:58]

[嘉宾 周塞军]:环境诉讼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很多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我们过去老说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应该说这条路还是在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所带来的这种环境破坏生态损失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这种生活上、身体上的这种伤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这些年来全国的律师也做了大量的环境案件,但是总体来讲在环境诉讼中应该说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律师经常会说我们做环境诉讼是4难,立案难,审判难,判决难,执行难。
立案难我前面说了,环境案件的受害人往往他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他经济力量差,法律知识欠缺,再比如说当地的老百姓是很分散的。而加害方多是大企业,比如说是当地招商引资来的受到地方政府特殊保护等等。立案的时候受害人很难取得证据材料,所以你到法院立案很难。再有,有时候地方保护主义在法院也会施加这种影响。
审理难主要就是证据制度,举证的时候你往往不占优势,按照严格的证明标准,不能够达到法院的要求;有地地方费用立案后拖延开庭。  [15:58]

[嘉宾 周塞军]:第三个判决难,判决往往是当地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环境保护之间的一种博弈。法院做出这个判决也是很难的。
最后执行难。判决完了以后执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记得前不久中华环保联合会的领导专门为一起案子亲自到一个省去,这个案子已经宣判十多年仍没执行了。就是这样去推动这个案子的执行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所以律师作为受害者的代理人往往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也很弱势的感觉。这个也有待于我们的环境司法制度本身的发展来解决。这几年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比如不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案件法庭,这有利于对环境案件的审判和处理。  [15:59]

[主持人林燕]:您从2001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创立了全国律协环资委,同时也是中国环保联合会的理事。结合您这么多年的相关的环保方面的工作经验,您认为我国现在的环境保护从立法、执法、司法还有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看,有哪些进步之处,还有哪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15:59]

[嘉宾 周塞军]:客观来讲这些年来,政府、社会和公民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应该是很明显。从政府层面来讲,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部也成立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很多重要会议上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环境保护认识的高度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全社会公民的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整体的环境污染的趋势仍然没有遏制住,这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要求环保,社会也要求环保,公民也环保意识加强了。另一方面呢,环境污染还不断的在加大,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现象屡见不鲜。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去做的。说从立法的层面,前面我们讲到公益诉讼了,实际上可立法上如何保护环境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改和完善,前面我们就康菲溢油事件就发现《海洋环境保护法》需要修改,20年前的《环境保护法》与现实变化差距很大。再比如说我们前面说了其实环境保护很多的制度建设很重要,比如海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建立等等。
第二个就是行政执法。对于环境污染怎么样加强行政执法,通过行政执法来制止危害是有待于加强的。  [15:59]

[嘉宾 周塞军]:第三个就是司法,我觉得司法很关键,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让受害人能够打得起官司和打得赢官司,可能这是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所以我说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话可能我们环境保护局面就能得到改善。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消息,我觉得有的省,在法院他专门设立了环保厅,专门审理环境案件,这样环境案件就会得到很大的重视,在审理过程中就会得到很大的加强。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可能要做的。
但是总体来讲环境保护这方面还是任重而道远。对于律师来讲,可能律师面临的困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的。  [15:59]

[主持人林燕]:好,感谢周律师今天的介绍和解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海洋也有不能承受之重,渤海的生态系统已经早就有了崩溃的苗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次石油污染是它走向“死海”的最后一棵稻草。
不管你信或者不信,海洋污染就在那里,它只增不减;也不管你想或者不想,环境保护我们都必须重视,它势在必行。可以说,渤海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句话绝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渤海,也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像周律师一样,关注环保共同捍卫我们的家园,我们也期待着渤海事件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环境司法进步的一个里程碑,还渤海一片蔚蓝,也还中国一个尊严!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访谈,朋友们再见。  [16:00]

[嘉宾 周塞军]:再见。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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